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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为什么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新兴经济体可以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如何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开出行之有效的“药方”？从根本上说，必须使有些人的支出多于他们的收入，一个经济体才会增长。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出，中国经济想要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发展，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必须进行扩张。
【文/辜朝明】
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
二战后，美国决定向世界开放其庞大的占全球GDP近30%的国内市场，而这一行为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自由贸易框架的出现，完全淘汰了“领土扩张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一观念。
中国也在自由贸易体制中受益，在短短30年里就成功地将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极度贫困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可能是有史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段时期，超过10亿人口的人均GDP从300多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万多美元。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境外直接投资，最早的投资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并很快扩展至所有发达经济体。
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些投资，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允许企业在世界各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许多聪明的中国学生到西方大学学习，随着中国逐渐繁荣，大量游客开始周游世界。这与苏联和东欧完全封闭的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与外国人的接触受到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
加入WTO以及借此进入全球市场，促使世界各地的企业在中国建立工厂。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出口最高曾占GDP的35%。如果不是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市场供给，中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样的增长。
西方那些能够利用中国低廉而勤劳的劳动力的企业，发现了无限的投资机会，并像资本家在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时期一样投资中国。这些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但这些投资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正如其自身在刘易斯拐点前城镇化时期产生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外国企业可能会减少在本国的投资，从而抑制了本国国内经济和生产率的增长。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缓慢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生产率和收入快速增长的反面，这可能是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导致的。因此，亚洲其他地区和西方的工人不得不与中国工人竞争，并看到自己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那些发达经济体的人，若还在疑惑黄金时代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情到哪里去了，那只需在天气好的时候，在从香港到北京（或反之）的航班上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就知道了。他们会看到下面一望无际、向各个方向扩展的工厂群。这些工厂许多最初是由外资创办的，因为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已经没有资本家了。
起初，境外投资主要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事实上，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商人带来了管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法。他们意识到，可以把在中国内地生产的东西销往世界各地。在他们开创性的努力之后，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因为这些人也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本国——前提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能够在世界各地销售。
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循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规律。实际上中国已在2012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正经历工资快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处在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工资上涨，使中外企业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低工资国家。事实上，促使中国在作为成本最低的生产国时受益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当前正面临挑战。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中国如果希望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改善国内的商业环境，以使企业即使发现国外的资本回报率更高，仍选择在国内继续投资，至少对某些行业而言如此。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与美国的竞争。
中国面临的挑战：“脱钩”、人口特征和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是过去40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实例子，例如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结构恶化都是紧迫的问题。中国的人均GDP略高于10000美元，目前处于陷阱的中间位置（见图5-2），而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萎缩（见图5-3）。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人口可能最早在2022年开始萎缩。因此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在完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加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前，会因为不利的人口结构而失去增长动力。
如前所述，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制造有竞争力产品的能力，二是进入可以销售这些产品的外国市场。毫无疑问，中国人已经在满足第一个条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中国几乎能以高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制造所有东西。
对于第二个条件，在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需要更多地关注谁将购买中国产品的问题。毕竟，正是这些人将进行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所需的扩张。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认识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争取市场的重要性。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向世界开放中国经济时，激烈的美日贸易摩擦也在上演。中国担心，如果作为军事盟友并拥有类似价值观的日本和美国陷入争斗，鉴于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差异，中美贸易的前景不可能光明。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向外资直接投资全面开放中国经济，使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于当地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日本没有做到的。
历史表明，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速超过了史上任何国家。中国人民是勤劳的，并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获得了生产有竞争力产品的能力，但正是改革开放的决定，使中国获得了这些产品的市场。改革开放还使数百万中国学生出国到西方学习。不久后，又有数百万人作为游客出国。这与东欧完全封闭的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被邀请加入WTO，并促进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促使中国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这被称为国内大循环或双循环经济周期。这也导致很多人都在谈论“脱钩”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人也以愿意学习、努力工作以及创业的心态闻名。这些优秀的品质使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阻挡的，但与此同时，随着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价格。在2006年出口繁荣的高峰期，出口占中国GDP的近35%。今天，这一数字仍为18%左右。只要出口的价格具有竞争力，外国消费者就会为中国做扩张（即使他们自己认为是扩张不足），而出口迅速增长。
由于出口产品能够销售，中国制造商通过不断扩大国内投资，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换句话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黄金时代，中国企业在追求策略B的同时，有充分理由进行扩张，因为它们向比自己更富有的地区出口。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中国宣称，被美国征收关税的产品中有59%实际上是由外资公司在中国制造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当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资本家，所有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都必须由外资公司提供。这些外资公司还为它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提供海外市场。
与西方市场“脱钩”意味着中国企业可能不得不向那些不富有的地区销售。如图5-4所示，西方经济体（包括日本）占全球GDP的56.8%，而俄罗斯、非洲和其他地区仅占25.3%（中国占17.9%）。
西方经济体的人均GDP是其他经济体的4.5倍。鉴于中国的人均GDP最近才超过10000美元大关，这可能会急剧减少中国企业可以销售其产品的市场规模。中国市场对西方当然很重要，但要认识到在全球GDP中，西方经济体（包括日本）占56.8%，而中国只占17.9%。
未来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和消费的大力扩张
从根本上说，必须使有些人的支出多于他们的收入，一个经济体才会增长。如果企业和家庭行为谨慎，在每个时期只花自己赚到的钱，那么经济可能会稳定，但不会增长。为了使经济增长，实体必须扩张——要么借钱，要么减少储蓄。
因此，经济增长需要有持续的足够多的机会，吸引企业借钱投资，或者令人兴奋的新产品不断出现，吸引消费者想要购买，即使这意味着增加负债或减少储蓄。许多因素影响着投资机会和“必须拥有”的产品的可得性，人口和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两个。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难以预测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新产品或更有效地制造现有产品的新方法。
中国经济要想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发展，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必须进行扩张。为此，企业需要不断推出能够让消费者惊叹的和振奋的新产品。换句话说，它们必须采取策略A，尽管它们的客户较少，而且明显不富裕。这使它们的情况类似于前文提到的追求进口替代型增长模式的国家。
中国有许多公司有能力开发出令人振奋的新产品。但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公司支持14亿人口的经济并推动其发展。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仍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9亿人的收入在2000元或以下。因此，中国仍然可以利用外国市场和策略B为这9亿人提供有报酬的就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对于中国公司开发新产品，政府还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没有知识产权，公司就不会放心地将资源投入研发。由于策略A在本质上比策略B更具风险性，金融系统将不得不进行改革，以确保这些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风险资本。实际上，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实施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要求的各种政策。
虽然这些政策改革可能真的会发生，但新的环境——消费者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富裕——将比中国公司已经习惯的环境更具挑战性。因此，随着“脱钩”的进展，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战后很少有国家在人均GDP还很低的时候转向更难以实现的策略A，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外，当在中国设厂的外资公司开始缩减业务，以应对其他地方的低工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或者面临中国制造的产品被征收更高的境外关税难题时，就必须有公司取代它们的位置，以维持产出和就业。尽管出现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中国公司既能在国内生产，又能在国外销售产品，但问题是一样的：在外资公司离开后，是否有足够的公司为民众提供有报酬的就业岗位？
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应该有意识地努力提高国内资本回报率，以便外资公司和本土公司继续投资。只有让企业家保持扩张，经济才不会受拖累。
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来保持经济不萎缩。但是，除非这些公共工程的社会回报率高到可以自负盈亏，否则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维持新项目成本的融资负担最终会迫使政府减少财政刺激措施。一旦这些财政支持措施被取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除非企业不断成功地推出令人振奋的新产品。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的2012年开始萎缩。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整个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个经济体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开始向左移动是非常不寻常的。日本和韩国都在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享受了约30年的劳动力增长。
日本例子的指导意义在于，预计最早将于2022年开始的总人口下降将拖累由人口增长带来的那部分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能在人口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头消失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作为社会负担不断加重的老龄化国家，可能难以实现人均GDP在2035年达到20000美元的目标。
“脱钩”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所有贸易在一夜之间消失。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苏联冷战的高峰期，美国和英国也从民主德国进口了大量的单镜头反光相机，并在公立学校的摄影课上使用。这是因为民主德国的相机比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要便宜得多。
在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如果没有实际的军事冲突，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和国内工资已经达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水平时，与西方“脱钩”可能导致增长率大幅下降。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想在2035年达到上述生活水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也没有政策错误的空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迄今为止哪些企业在扩张，以及未来哪些企业将会扩张。